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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人翻译家袁可嘉
发布时间:2011-9-12 22:54:00||  点击:1411次||  文章分类:翻译行业||  发布人:翻译家(Fanyijia.com)


  袁可嘉,诗人,翻译家。1921年生于浙江省慈溪。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,获文学士学位。1946—1950年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助教,1951—1953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选集英译室翻译,1954—1956年任外文出版社英文部翻译。1957—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,任助理研究员;1979—1982年任副研究员兼研究生院外文系副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;1983—1990年任研究员、所学术委员、研究生院外文系教授兼博士生导师。1991年退休。
  袁可嘉从1946年起长期从事英、美文学(以诗和文学批评为主)研究和编译工作,早期还搞新诗创作和评论。著译主要有:《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》、《半个世纪的脚印——袁可嘉诗文选》、《现代派论·英美诗论》、《论新诗现代化》、《现代主义文学研究》(主编)、《外国现代派作品选》(主编)、《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学理论文选》(主编)、《彭斯诗钞》、《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》(主编);诗集《九叶集》等。

  “让我沉默于时空/如古寺锈绿的洪钟/负驮三千载沉重/听窗外风雨匆匆”,袁可嘉先生写该诗时还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,时光流逝,如今已是耄耋老人。回首逾半个世纪里他在诗歌创作、翻译和外国文学研究等领域所做出的贡献,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。

 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新诗辉煌的年代。西方的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、里尔克、瓦雷里、奥顿如跨洋之鱼游进了中国诗海,闻一多、戴望舒、卞之琳、冯至从他们那里得到启发借鉴。袁可嘉以及与他志同道合的“九叶派”诗人们,是这个时期将中西诗交融的杰出代表。当年他一手写诗、译诗,一手写诗歌评论,为中国现代主义新诗披荆斩棘,摇旗呐喊。通过他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进行的开拓性翻译与研究,不但为中国作家和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视野,而且促进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解放。在被禁锢了多年以后,有些人对他热心介绍外国现代派曾经表示过不理解、不支持,甚至冷嘲热讽,但他并不气馁,依然研究不止,笔耕不辍。他被认为是在中国新诗和西方现代派文学交融借鉴过程中,介绍最早、成果最多、影响最大的中国学者之一。

  袁可嘉先生的译诗是融翻译家、诗人和评论家三者神韵为一体的神奇结合。首先他的选题有批评家的眼光,他不是仅为翻译搞翻译,而是针对中国文坛的实际与需要,为我国文化建设引进可资借鉴的外国经验。例如,20世纪50年代他下放劳动,译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;改革开放的80年代译美国歌谣和西方现代派等等。其次他是西方文学研究的大家,他的翻译与研究并举,准确传神。再次他本是位诗人,诗人手下别有炉锤,如他所译彭斯的《新年早晨老农向老马麦琪致辞》,诗中老马的奉献与晚年憔悴形象,以及老农的体贴入微和感恩之情,在中文译诗里同样跃然而出。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说过:“诗在翻译中丢失”,但袁可嘉译诗似乎丢失得很少。他说:“翻译诗歌不是一种不可能的传达方式,而是一种不完美的传达方式而已,翻译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一样,所追求的是要超越那不完美的境界。”如斯所言,他正是这样不懈地追求着。

  袁可嘉还对英诗汉译做了许多理论探索。他在《关于英诗汉译的几点随想》一文中,提醒译者在采用“顿”的方法来译格律诗时,要防止绝对化,切勿胶柱鼓瑟。他说:“我以为比较明智的办法是宽严有度,不作绝对化的追求,在影响译文流畅或风格表现时,宁可在形式上做点让步。”他告诫译诗者要避免两种做法:一是语言一般化,即“以平板的语言追踪原诗的字面,既不考虑一般诗歌语言的应有特点,也不照顾个别诗人的语言特色,结果既不能保护原诗的真正面貌,更谈不上传出原诗的神味。”二是语言的“民族化”,把外国诗歌汉译成整齐划一的中国五言、七言或者中国民歌,这样虽有诗意,但经常导致削足适履,矛盾重重。他举例说,“译的是美国歌谣,那又怎样把美国的民族性‘民族化’过来呢?如果硬要民族化,便是改成中国化的东西了,结果作品不伦不类,甚至庸俗化。”1986年他应邀去香港讲学,香港的记者问他:“译诗时,究竟有什么原则可跟随?又有什么地方要注意?”他回答说:“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原则和标准,简单地说,就是忠实地把原文的精神、风格、内容传达过来。首先要明白是艺术性的翻译,不是技术性的,所以不是逐字逐句地译过来就算。一切要看对象。”要达到袁可嘉所说的艺术性的翻译,需要天分与勤奋长久合力而成,如荀子曰:“真积力久则入。”一般人难以企及,而袁可嘉先生可谓做到了。

蒋洪新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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