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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近著名翻译家高莽
发布时间:2011-10-10 0:02:00||  点击:2157次||  文章分类:翻译名家||  发布人:翻译家(Fanyijia.com)


   时间:2011年10月3日14:00 
   嘉宾:资深翻译家 高莽
   简介:9月23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译外高层论坛上,著名翻译家高莽获得了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,今天高莽先生做客《中国访谈》与我们一起聊一聊他的翻译人生。

文字实录

  • 中国网:

    高莽老师非常欢迎您作客我们中国访谈。首先要表示一下祝贺,您和其他三位翻译家,今天获得了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样高的荣誉。高莽老师我记得您的翻译作品中以文学作品居多,而且我记得您第一篇发表的文章好像是在《大北新报》一篇关于屠格涅夫的散文诗,当时您写这篇散文诗的时候有想过它会发表吗?这么长时间,您最满意的一个作品是怎样的?

  • 高莽:

    首先我得感谢你们,因为这回获了奖,能受到你们的采访

  • 中国网:

    是我们的荣幸。

  • 高莽:

    关于翻译的问题很难谈,你刚才问的在《大北新报》发表的,那是我第一篇,是1943年,我17岁,你大概还没出生,我也没想到我的作品会发表,那时候我是在外国学校念书,我就觉得我能看懂俄文了,又能用中文表达就可以了,那时候胆儿特别大,你就给我别的东西我大概也敢翻译,跟现在完全不一样,但是里边有一个感觉,我后来才意识到,因为我生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东北哈尔滨的时期,我们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压抑,屠格涅夫那个作品表现了当时他在法国孤独的生活,他有某些相互呼应的地方,所以我就翻了。但我没想到我的作品会发表,我翻出来以后就寄给报社,居然能发表。发表以后我特别高兴,一下蹦起来,当时我们哈尔滨的房子没这么高,我一下就摸着房顶了,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场面。

  • 中国网:

    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,您就开始从事翻译?

  • 高莽:

    如果正式算的话,那就是1943年我就开始搞文学翻译了。1945年日本投降了,我就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,那是最早的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,中国在大连和哈尔滨有。因为那时候搞俄文的毕竟是有限的,所谓有限就是你又能喜欢文艺又能够做一些翻译,有的就是卖破烂的,修鞋的他也能讲一些俄文,但是没用处。所以我们有点儿用处,我就到中苏友好协会工作去了。中苏友好协会的刊物,一个杂志叫《苏联介绍》,一个报纸叫《北荒日报》,在这两个出版单位工作,那时候就开始翻译。

  • 中国网:

    是正式的。

  • 高莽:

    那时候我在学校受的教育是沙俄帝国时候的教育,革命后的教育一点儿也没有,所以需要完全重新介绍,不是大家以为会俄文就知道当时情况,根本不是那回事儿,那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。如果说那个时候我翻这个作品有影响的就是保尔柯察金的剧本,因为我还没看过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俄文的和中文的都没看。梅益翻的是在6年以前,在上海出版的,但是哈尔滨当时还没有。所以,我看了以后特别激动,完全是另外一种形象的青年人出现在面前了,是一个爱国的残疾人,已经残疾了,还是能够为劳动人民解放、为世界解放的事业奋斗,这是很不容易的。我们根本没有想象过,那时候觉得搞翻译,就是一些给日本拍马屁的,所以我当时不愿意做翻译工作,思想就有矛盾。又喜欢苏联的作品,又不愿意做这个翻译,所以我就起了一个名字叫做“何焉”,就是为什么的意思。

  • 高莽:

    后来正好葛宝全,从北京路过哈尔滨到苏联去,去接收国民党的大使馆。他当时开了一个名单,他是看哈尔滨的报纸杂志有一些搞俄文翻译的,他很关心搞俄文翻译的,他对俄文情况也特别了解,他看到这么多人,他就开了一个单子,他说请这些人参加一个座谈会,谈谈哈尔滨新解放区人们对苏联文学的理解。我去的时候,葛宝全问,你知道葛宝全这个人吗?他是搞俄罗斯文学很大的一个人物,到点了他就问我,怎么哈尔滨人这么不守时,到点了人还不来。后来我问还有谁?我当时是小孩,他就拿出名单来,我一看十几个都是我的名字,那时候我什么笔名都用。后来我一想糟了,这回露馅了,都是我一个人,这个座谈会开不成了,结果没想到,葛宝全特别认真的给我讲苏联的情况,讲苏联文学,讲苏联文化,讲他在苏联当记者的生活等等,后来他说你还有什么困难吗?我说,我喜欢俄罗斯的文学,也喜欢现在的苏联文学,但是我不愿意做翻译。他当时就说,看你翻译的是什么东西?看你是为谁服务的东西?看你为谁翻?就这么两句话,给我解决了很大的矛盾,我知道我翻是为了人民解放,为了革命,为了上进。

  • 中国网:

    一下子把您头脑里面的锁给解开了。

  • 高莽:

    所以,我的名字就改成了乌兰汉,这是一个蒙古的名字,乌兰是红的意思,汉是中国人的意思。

  • 中国网:

    红色的中国人。

  • 高莽:

    但是我后来的笔名改成乌兰汗,汗是流汗的汗,因为我觉得做翻译太难了,那真是流血流汗的,不搞翻译的人不了解这个情况。所以,我那时候什么都敢翻,到老年的时候反而不敢翻了。葛宝全后来跟我说,我到老年的时候不敢翻东西,我以为他是客气,现在我也到他那个年龄了,我也感觉是不太敢翻。需要很深的理解对方的语言,翻译一般字面理解是一回事,你如果口语讲的时候,有时候它是另外一个意思,不完全一样的。所以,我现在胆小了,但是我会告诉你一个新的情况,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找了一本很难的书,看不懂,但是我硬要把它翻下来,每天我就能翻十个字、二十个字已经算是谢天谢地了,查材料、查字典,想办法理解他的话的意思。

  • 中国网:

    又恢复到年少时的那种?

  • 高莽:

    不是,我这时候完全是另外一种层次了。

  • 中国网:

    您翻译了那么多的作品,您最满意的是这本《保尔·柯察金》吗?

  • 高莽:

    不是。早期喜欢翻那种斗志昂扬,胜利的,歌颂英雄主义的东西。文化大革命以后,我完全不喜欢这类东西了,也不是不喜欢,是我觉得那个时期过了,青春时期过了,而且那时候发现苏联的文学作品中有一些是美化的,和现实不一样,现实是另外一种情况,它写的是另外一种情况,有了美化的成分。所以,我说,文化大革命我又长出一个脑袋来,重新看人的关系,重新看世界,所以,在选择的时候,选择一些需要动脑子、需要了解人生,需要了解人的心灵的深层的东西,拷问人生的作品。所以,我那时候就找到一本阿赫玛托,一位女诗人的作品,她最感动我的是她写的一首长诗叫做《安魂曲》。我为什么找阿赫玛托?因为在1948年的时候,苏联共产党有一个决议,关于列宁格勒和新杂志的决议,这是用党中央的决议的方式来指导文艺发展,这是不行的。所以,决议在哈尔滨是我翻的,上海是其他同志翻的,好几个人都翻过,这个决议里面就专门骂阿赫玛托和佐辛科,佐辛科是写小说的,阿赫玛托是写诗的,是奔跑于教堂和闺房的一个不正派的女人。文化大革命以后,我在北京图书馆,那时候刚开放,这是在过去属于禁书的,现在刚开放,可以借给我们看,而且这本书还是美国出的,不是苏联出的,我就借了阿赫玛托的诗选,看了她的《安魂曲》,我大受感动。

  • 中国网:

    对她是误解了。

  • 高莽:

    这是上面给我的任务,我翻的无所谓,责任不在我,但是我觉得我不仅翻译了内容,而且我接受了那个思想,就是对阿赫玛托的批评视角我是接受了。

    后来在1954年的时候,我和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,我跟阿赫玛托两个人住在一个楼里,所幸我们俩没见面,如果见的话,我可能还用我的那种观点看这个老太太的,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《安魂曲》写她怎样在监狱门口,十七个月来回排队,看她的儿子,她的儿子完全无辜地被关在监狱里,因为她的第一个丈夫是很有名的一位诗人,叫做古米廖夫,他被镇压了,到了后来平反的时候,他一句反苏的话也没有,一句反共的话也没有,就这么平白无故地枪毙了,他儿子可能有些想法,三次被捕,她来回去看,她就写这么一段历史,当然她有很多发挥的。

  • 中国网:

    她对您的影响其实挺大的。

  • 高莽:

    我后来就特别喜欢她的东西,所以我每次到苏联去,或者是到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去的时候,到圣彼得堡或者是到列宁格勒的时候,我都要想办法去看她的坟,她的坟离城很远的,一两个小时的,我专门要过去看看,给她献一束花,表示我的歉意。

  • 中国网:

    不过那个时候也是大环境所迫。

  • 高莽:

    这个很难完全用语言来表达。她那个墓是一个墙,实际上是象征着监牢,咱们说大墙后的,有一个小窗户口,有几个铁栏杆,那是象征着铁窗,但是后来苏联政府不允许,就把那个铁窗用她的浮雕像给掩盖了。后来我去的时候,老有人说,你需要我给你解释吗?我当时以为是一边解释一边向你要钱的,给你做向导。他们说不是的,我们是完全由于爱这个女诗人,所以我们愿意和你一块来看这个。我知道这个事情就是他们给我讲的,那是一个栏杆。

    最后一次我和我女儿一块到彼得堡的时候,有一位老教授,汉学家,叫史葛林(音),他是在北京生的,后来培养了好几代青年汉学家,他也是,他比我稍微小一点,今年80岁吧,后来他知道我要去看阿赫玛托的坟,他说我开车去,我说你这么大年龄了,可以吗?他说,有驾驶照就可以。他得拄棍走。

  • 中国网:

    其实都是出于对她的一种景仰。

  • 高莽:

    后来去了,我们去找她的故居,费了很大劲,因为她的故居现在有人住,费了很长的时间找到了,找到以后,她说你是第一位中国人来看她的故居的,我说,你是第一个帮助中国人找到她的故居的。后来我就知道越来越多了,后来我还知道阿赫玛托翻了屈原的《离骚》,那时候我就更感动了,还翻了李白的诗、李商隐的诗。

  • 中国网:

    也是把中国文化介绍到了俄国。

  • 高莽:

    她是根据别人逐字翻译成了俄文以后加工的。

  • 中国网:

    也是一位很杰出的女性。我们换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。高老师,您也平复一下情绪。

  • 高莽:

    我很难受,岁数大了,没办法。

  • 中国网:

    您从事翻译生涯这么长时间了,您已经85岁高龄了,您觉得中间有没有特别想要放弃翻译的时候?

  • 高莽:

    没有。有,是不得不放弃的,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,就像我画画似的。我画画挨批更早,那时候画漫画把我批了一通,从那以后,我就不丑化了,我就美化别人,把你这个小姑娘画的比你还漂亮,你就不能批我了。

    翻译上,受到一些影响。前面最早是喜欢翻译那种昂扬的,激情的,后来开始翻思考的,拷问人生,拷问人性的一些东西。但是因为我工作本身是搞翻译,早期我做口译,后期的时候搞笔译,这两个是很不同,林先生会聊聊这个,不做口译不了解情况,我觉得做口译的时候,就像记者一样,你们谁都可以见,今天我邀请您采访,您就要被采访。那时候我们做翻译就是你让我做谁的翻译,我就可以给谁做翻译,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光荣历史的,所以,那时候就有机会接触好多人。政界人物接触了一些,但是不是我主要的工作方面,我主要的是文艺界和友好人士,所以文艺界从茅盾、巴金、老舍,我都给他们当过翻译。

  • 中国网:

    有困难吗?

  • 高莽:

    当然有困难了。我是东北人,我听地方语言听不太好,茅盾是浙江人,他说阶级斗争,我说怎么阶梯还有斗争?后来他说,是阶级斗争。这类事开始老碰见,后来熟悉了就好办了。但是我认为口头翻译里最好的翻译是什么?我给你们两个人做翻译,但是你们俩没有感觉到翻译的存在,你们俩说得挺痛快,你根本没有感觉到翻译在你身边,我觉得这是一种最好的翻译。这个有很多巧妙的地方,比如说善于互相沟通,但是笔头不一样了,笔头要求文字了,我的文字不好。

  • 中国网:

    您谦虚了。

  • 高莽:

    我中外文都不行。今天给我奖,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,你不给我奖,我还是照样干,我不会干别的了,我如果会像你们一样采访,说不定我还当采访员去。所以,文字翻译上,有不同的时期,别人问过我翻译,我说你不能拿人的一生的某一个时期作为他主要的代表,如果早期是“保尔”,中期就是“阿赫玛托”,现在我可能就是别人了。

  • 中国网:

    对,一直在进步、这是一个一直在发展的过程。

  • 高莽:

    也许是给自己的挑战。

  • 中国网:

    谢谢高老师。(结束)

  • 中国网:

    (主持人:朱烨 摄像:董超 后期:王一辰 责编:宗超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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